2021年5月20—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考察時強調，要從紅色基因中汲取強大的信仰力量，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永葆黨的政治本色。贛南是中央蘇區的主體和核心區域，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距今90周年之際，砥礪初心使命、賡續紅色血脈、汲取精神力量，對于推動新時代檔案工作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和現實啟示。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以來，一直重視文書檔案工作的管理。在地下工作中，黨的文件由黨的負責人親自保管，或由秘書處秘密掌管，文書檔案的管理和利用受到很大局限。紅色區域建立后，特別是中共中央機關由上海遷入瑞金后，檔案工作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黨中央機關由秘密狀態轉向公開，檔案工作隨之步入公開；中國共產黨成為紅色區域的執政黨。可以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同時，蘇區檔案工作也在紅土地上應運而生。
1931年11月，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蘇維埃地方政府的暫行組織條例》中規定，各級執行委員會設立總務處（廳），也就是秘書處，處（廳）下設文書股、收發股、印刷股、交通股等。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有關部委對檔案進行了分類整理和保管工作。各級執委會下設部、委、局機構，各部委在一起辦公，辦理完畢的公文交秘書室管理。一些十分重要的機密檔案由領導人及機要秘書管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檔案工作得到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關懷和支持。在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過問文件材料的收集、保管工作。毛澤東經常教育身邊的工作人員，要十分珍愛每一份文件，每一張報紙，保護好黨的機密，保證檔案的安全，并多次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任何時候都要注意保護文件。”朱德曾明確指出：“做好檔案工作就是保衛革命事業，就是為推動革命事業服務。”
在嚴酷的革命戰爭年代，由于戰事激烈膠著，中央蘇區時期未制定專門的檔案法，但從有關領導人的指示批示中，可以看出對有關檔案管理工作作了規定和說明，而且有的還較詳細、周密。1930年12月28日，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布了《紅軍第一方面軍紅字第十一號命令》，要求“各團、連之重要文件，一律集中到師部去”。1931年3月17日，毛澤東、朱德又聯名發布了《紅軍第一方面軍紅字第一號訓令》，指示各部隊在與敵人作戰中派人搜集敵人的“機密圖書、文件、電報”，并送到總部。同年4月17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副主席朱德、毛澤東發出通令，決定在軍委參謀部成立編輯委員會，負責收集紅軍的歷史材料。1932年9月26日毛澤東、朱德發出《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訓令》，要求紅軍作社會調查、地理調查、軍事調查，收集民間材料，寫出報告，繪制圖表送總部。從以上文件可以看出，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對收集和集中保管檔案文件以及文書檔案工作重要性的高度重視。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主力被迫長征。毛澤東曾多次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性命可以犧牲，而這些檔案、文件不能失掉的。”他親自保存的7大包檔案資料，在長征中都沒有丟失。周恩來強調：“革命根據地的檔案工作非常重要，對檔案必須保證安全，在危險時寧肯燒光，決不讓敵人得到片紙只字。”在這種情況下，蘇區黨和政府對檔案做了特殊處理：對一部分檔案進行銷毀，一部分特別重要的機密檔案裝入鐵皮箱隨軍轉移，還有一部分則交給了留守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留守辦事處管理。1934年10月10日，中央軍委《關于轉移中的文書檔案和保密工作》的規定中向各軍團發出命令，要求“文件應力求簡單并隨時整理，分成機密、普通、常用、待查各類別，裝置分開，以免混亂”。根據中央軍委命令的精神，紅軍總部及各部隊對檔案進行了清點，分類裝箱，并委派專人管理。同時責成中央軍委一局組織了100多人的運輸隊，負責運送中央、中央軍委和其他各部的重要物資，其中也包括運輸黨政軍的檔案材料。運輸人員一路行軍作戰，爬雪山，過草地，歷盡艱險，許多運輸戰士犧牲在長征路上，一部分活著的同志背負著貴重的物資和珍貴的黨和紅軍檔案勝利到達陜北。中央革命根據地失守后，國民黨對中央蘇區實行“茅草要過燒，石頭要過刀”的殘酷毀滅政策。在這種異常艱險的情況下，留守蘇區的干部和人民冒著生命危險，想方設法保存了大量珍貴的蘇區檔案資料。至今，在瑞金市仍存放著1萬余件革命檔案文物，其中，當年的布告、標語、地圖、傳單、信件等有333份（件）；各種報紙、雜志有303份（張、冊）；書籍1429冊（其中線裝書有323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