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有關人體實驗問題的部分內容
二戰結束后，為懲處日本法西斯的戰爭罪行，由中、美、英、蘇、澳、加、法、荷、新、印、菲11個國家于1946年5月3日在日本東京組織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審判。1948年11月12日審判結束，28名被告除2人病亡、1人因精神病被免予起訴外，全部25名戰犯被判有罪，其中7人絞刑，16人終身監禁，2人有期徒刑。審判確認了日本侵略戰爭的犯罪性質，裁定了日本的戰爭責任，對厘清歷史責任、解決戰后國際紛爭具有重要意義。審判過程中形成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等大量檔案史料，是今天研究日本二戰罪行、認清歷史真相、反駁日本右翼翻案言論和解決中日關系歷史問題的重要依據。
然而遺憾的是，由于美國的故意包庇和掩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未針對石井四郎等人的細菌戰罪行進行任何起訴，使得相關戰犯逃脫審判，逍遙法外，至今未能受到追究，中國人民的戰爭創傷也至今未能得到道歉和補償。但圍繞日本侵華細菌戰罪行的起訴問題，并非沒有異議，在1946年8月29日的一場法庭辯論上，檢辯雙方曾就此進行短暫交鋒。國家圖書館所征集入藏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真實記錄了70年前這一歷史瞬間。
國際檢察局對日本細菌戰罪行的調查
1945年12月，盟軍最高統帥部成立了國際檢察局，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起訴方，負責日本法西斯戰爭暴行的調查取證和起訴工作。1946年3月6日—4月11日，國際檢察局首席檢察官季南率助理檢察官莫羅上校、薩頓律師等人赴華取證。1946年4月16日，莫羅向季南提交了《中國之行報告》，記述了他在中國調查日本戰爭罪行情況及所獲得的證據：
“在日本侵華罪行部分最值得調查的罪行如下：……違反國際法在戰場上使用毒氣；通過散播布滿鼠疫菌的各種材料實施細菌戰”。
其中針對細菌戰證據的報告內容如下:
“對細菌戰罪行的指控主要基于一部《中國手冊1937—1943》里的報告，報告由金寶善（1893—1984年，公共衛生學家，我國近代衛生防疫事業的奠基者之一）博士編撰。薩頓先生已對金寶善博士及其助手進行取證，薩頓[原文被抹掉]提交的一份有關他們的報告附后?！?/span>
薩頓報告《來自中國的報告：細菌戰》長達37頁，講述了日軍在中國空投了受污染的谷物后，引發鼠疫流行的情況，報告日期為1946年4月23日。報告內容包括奧地利籍衛生防疫專家羅伯特·伯力士（R. Pollitzer，1885—1968年，國聯援華防疫團成員、國民政府衛生署專員）博士1946年4月3日提交的證詞及伯力士的簡歷，金寶善博士1942年3月31日關于1940—1941年寧波、衢縣、常德爆發鼠疫報告的摘要及相關證人于1946年3—4月的簽名證詞等。從這些檔案來看，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以前，檢方檢察官薩頓律師手頭已經掌握了非常豐富的證據材料，由此引發了1946年8月29日法庭現場的一幕。
有關日本細菌戰罪行的檢辯記錄
在1946年8月29日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檢辯雙方就日軍駐南京“多摩部隊”（即日軍在華中的細菌戰部隊“榮1644部隊”，總部設在南京中山東路原南京陸軍中央醫院，對外公開名稱“中支那防疫給水部”，1939年年初由石井四郎帶領部分731部隊成員建立，成立后在我國寧波、常德和浙贛沿線進行了3次主要的細菌作戰，殘害了大量中國人）人體實驗的情況曾進行短暫交鋒。關于這場交鋒，目前中、美、日各方學者對庭審記錄內容的記述有多種版本，文字多有出入。為便于還原歷史真相，根據國家圖書館從海外征集入藏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原檔，筆者將原始記錄內容摘譯如下（其中代表檢方宣讀證據資料的是薩頓律師，擔任日方辯護律師的是布魯克上校、萊文律師）：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第4546～4551頁：
韋伯庭長：薩頓先生請講。
薩頓（宣讀）：
其他特別暴行。
敵人的多摩部隊將平民俘虜運入醫學實驗室，在那里測試人體對有毒血清的反應。這支部隊是最機密的機構之一，因此被它屠殺的人數難以查明。
我將略去下面三句。
（繼續宣讀）截至目前的調查表明超過30萬人被殺害，超過4000棟房屋被燒毀或破壞，20～30人被強奸或因拒絕被強奸而被殺，184人失蹤。其余的資料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我將略去英文副本第四頁末的“大屠殺的證據”部分。
韋伯庭長：你是否準備向法庭出示有關這些所謂有毒血清人體反應實驗的進一步證據？在法官看來，這是一項全新指控，我們此前聞所未聞。你準備就把它這樣放在這嗎？
薩頓：此次我們沒有準備就此問題補充證據。
(繼續宣讀)以下9個番號是在南京大屠殺中犯下罪行的部隊：……
韋伯庭長：布魯克上校請講。
布魯克：如果法庭允許，我想就這份文件提到的有毒血清反應測試一事，詢問原告這些實驗是否不包括對這些人進行的一系列疫苗接種。這將影響該報告的分量，因為在其第2頁已表明這份報告是事發多年后，應檢方要求而成立的一個調查委員會撰寫的。這里顯示在1945年11月17日14:00，才召開第一次會議，而且，假如他們不知道疫苗接種和剛剛那些說法的區別，那么我認為這對本法庭對該證據的分量評估來講至關重要，畢竟它是一個已被認可的證據的摘要。
隨后辯護方的萊文律師趁勢將話題轉向對法庭證據提交程序和規定的質疑，以此達到拖延庭審時間的目的，經過對法庭規定的冗長討論后，韋伯庭長努力將主題拉回：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第4550頁第9～15行：
……
庭長：那么，現在，你只有權利抗議證據中的某些特定部分，在此我只允許你抗議有關似乎在中國人身上進行有毒血清試驗的這部分。根據我和我同事們的看法，我認為這只是一個尚無證據支持的臆斷。
隨后日方辯護律師又將話題轉向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人數統計準確性的糾纏，并逐一被法官駁回。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第4551頁第10行至第4552頁第1行：
……
韋伯庭長：法官會像辯護人一樣警覺，確保駁回那些不明確的或含糊的證據，或無證據支持的籠統指控。你不必擔心這一點。
萊文：庭長先生，我們確信您所言不虛。我們也不希望通過將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小錯誤上顯得我們故意在找岔子似的。然而，我們真的覺得檢方確實對法庭負有責任，對辯護人負有責任，對公眾負有責任。我認為在證據所及之處，他們應該在這類事情的表述上更加慎重和留心。
韋伯庭長：那么，結論是，根據辯護方的抗議，這段關于“對中國人進行有毒血清實驗”的陳述被法庭駁回，不作為證據。
薩頓先生，請繼續。
對日軍細菌戰罪行起訴不了了之
這段庭審記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以來，檢方首次在法庭上公開提出日本侵華細菌戰罪行之一的人體實驗這一事實，揭開了日本侵華細菌戰罪行的冰山一角。然而遺憾的是，美國當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在法庭開審以前已經開始著手進行一系列幕后交易，全力阻止日本細菌戰罪行大白于天下。因此最終薩頓沒有向法庭提交相應證據材料，他的這段發言也遭到辯方律師的質疑和法官的駁回，此后關于日本細菌戰的罪行再也未被提起。這段短暫的交鋒如同驚鴻一瞥，匆匆登場，終又不了了之。但這段記錄的出現卻促使了更多的人關注日本的細菌戰罪行這一事實。
1947年1月7日，蘇聯助理檢察官瓦西里埃夫將軍通過國際檢察局調查部向駐日盟軍遠東司令部軍事情報局局長威洛比提出審訊731部隊軍官石井四郎少將、第一部長菊池齊大佐、總務部長太田澄大佐等細菌戰嫌犯要求，指出石井四郎、菊池齊、太田澄等人實施的醫學實驗導致了2000多名中國人的死亡。1947年3月7日，蘇聯檢察官柴揚諾夫將軍又正式致函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米勒少將，要求將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列為對蘇戰犯，試圖以此強行推進對日本細菌戰罪行的調查。然而美國當局對這些要求以各種理由進行拖延拒絕。1947年3月21日華盛頓當局更是致電麥克阿瑟，要求：
“第一，美國將派人引導和監視蘇聯人的審訊，應預先對太田和菊池進行指導，不要向蘇聯人泄漏任何重要信息，不要讓蘇聯人知道美國已在就此事進行調查。第二，日本被指控的那些對中國所犯的罪行與蘇聯沒有明顯利害關系，應讓蘇聯明白允許他們提審是為了表示一種基于政府間友好的友善示意，而不應成為今后慣例?！?/span>
1947年8月8日“遠東小委員會”成員、美國國務院代表羅伯特·費爾里在一份名為《對 SWNCC351/2/D號文件的意見》中進一步指出：
“必須記住一點，在任何情況下，我們更關心的是不能允許其他國家獲得比我們更多的情報，起訴石井四郎將付出向其他國家暴露這些情報的代價。”
由此，美國當局的真實立場和態度已暴露無遺。
在美國當局的極力阻撓和包庇掩護下，石井四郎等人成功逃脫審判。1948年1月9日，駐扎于日本東京的盟軍最高統帥部法務局得出最終結論：“關閉330卷宗，對石井四郎不再起訴?！弊源耍毡厩秩A戰爭期間實施的慘無人道的細菌戰和人體實驗罪行再未被追究。正如《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一書的作者謝爾頓·哈里斯所言：
“這中間有一個保持沉默的真正的陰謀……在東京戰爭犯審判中受這個問題影響的6個同盟國家的檢察官們，對自己所知的事情保持了沉默……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隱瞞這一陰謀——說這是陰謀絕不是惡意或夸張的——從日本戰敗到東京審判結束的三年間一直被持續著……并且……從那以后又一直被持續下來?！?/span>
戰后陸續解密的檔案表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受審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中，至少有一半的人與日本細菌戰有關，另外有超過5000名以上的日本人都曾在某種程度上參與過細菌戰計劃。然而在美國的掩護和主導下，最終未對日本細菌戰罪行進行任何起訴，這樁慘絕人寰的反人道罪行成為了一樁“未審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