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牧同志1949年1月任天津市沽大區政府秘書室主任，1951年1月—1955年3月任副區長（1952年1月改名“塘沽區”），1955年3月—1956年7月任區長，1957年8月—1959年5月任塘沽區區長、副書記、代理書記、書記處書記。
在整理李曉芹捐贈其父李自牧的檔案過程中，我們發現了李自牧同志留在書籍里的“信仰”、與妻子共勉前進的“情書”和對塘沽這片熱土的“真愛”。
李曉芹回憶道：父親1959年7月從塘沽調到天津城里時，帶回來一個做工粗糙的小木箱，沉甸甸的，塞在床鋪底下。后來家人知道是他的學習材料，便多年無人問津。直至2013年5月23日母親去世后整理遺物，才被我打開。箱子里有90本書籍，大部分是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也有1944年—1953年間黨組織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解放初期發給干部的各種學習材料。這些書籍大部分是紙張極為粗糙的簡易鉛印本，更有難得一見的油印本。
天津市人民政府任命李自牧為塘沽區副區長的通知書
跟著共產黨和毛主席革命到底
1937年7月7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8月，日寇占領了平漢鐵路。9月下旬，國民黨唐縣（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東麓，距保定50公里，曾經是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和三分區司令部所在地）政府機構在縣長的帶領下倉皇出逃，一時間城鄉逃兵亂竄，匪患四起。面對此情此景，李自牧非常苦悶。他說：“眼看就要當亡國奴，我的愛國熱情激于心懷。”
彼時，傳來平型關大捷的消息，緊接著八路軍來到唐縣。1937年10月，李自牧看到八路軍115師騎兵營的隊伍經過村子雄赳赳氣昂昂地自西向東開進，他后來回憶道：“我當時真是高興極了，激動得流下熱淚，中國又有救了！因為不久前國民黨的軍隊潮水般向西南方潰退，現在是八路軍由西向東挺進，這真是一個鮮明的對比，村里廣大群眾的情緒高漲起來。那時八路軍在農民群眾中威信極高，因為老百姓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軍隊，他們對老百姓是那樣好，對人非常和藹可親。他們住在村里，給老鄉挑水、打掃衛生，與國民黨軍隊打人、抓夫、搶東西相比較，有著天壤之別。廣大群眾熱愛八路軍，擁護八路軍，并把他們看成是自己的隊伍。”
八路軍在唐縣各村貼標語、開大會，動員人民群眾積極抗日。在國家和民族危難之際，李自牧毅然決定參加革命，即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他回憶道：“1937年11月初，唐縣成立抗日民主政府，西大洋開始建立抗日救國組織—抗日自衛會，我積極地參加了抗日工作。開始并不知道怎樣做工作，只能搞些宣傳，后來隨著工作的開展，建立起區武裝大隊部，便擔任西大洋區武裝大隊部的副大隊長以及指導員、大隊長。當時工作熱情很高，整天往各村去建立自衛隊的組織、查崗、開會、訓練等，不管黑夜白天，也不知道什么叫困難和疲勞。”
1938年夏，李自牧接到權哲民從唐縣民主抗日政府打來的電話，說他馬上要去受訓，準備調李自牧到縣政府接替他總務科長的職務。李自牧怕擔負不了，要求做具體工作，隨后便被分配到民眾教育館當館員。除分工管總務工作之外，還在民眾教育館開辦的《戰斗報》當編輯。1939年6月，民眾教育館調整，李自牧被分配到五區、八區區公所任教育助理。1940年4月，他奉命到一區山南莊中心小學任校長。1942年6月，他調到唐縣縣政府教育科任科員。1943年6月，到定唐縣（1942年1月成立，1945年9月撤銷）縣政府民教科任督學。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閉幕，華北聯合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決定立即進行復校、擴校時，他接到上級命令，趕赴華北聯大報到，在教育學院當教員。9月，隨學校遷往張家口。1945年11月，他被調到張家口女子中學任教員。1946年4月，到張家口市教育局任督學。1946年8月，他奉命回到阜平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教育處，從事保衛張家口、支援前線的工作。1948年春，他參加了冀東十五專署成立的土改工作隊，到玉田縣宣傳、落實黨的土改政策，進行糾偏工作。
參加革命工作后的李自牧從不計較得失，堅決服從組織分配。無論是當校長努力辦好抗日小學，為革命培養后代，還是到教育科做管理，積極開展農民業余教育，辦“冬學”“民校”，將其作為抗日宣傳陣地和學習文化、掃除文盲的場所等，都是腳踏實地、全力以赴。他認為：“調動是工作上的需要，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就是做了抗日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李自牧晚年曾講道，抗戰期間，日軍每年都有幾次大規模掃蕩，小規模出兵侵擾則更是家常便飯。最艱苦的是1943年，“五一”大掃蕩歷時10天，秋季大掃蕩歷時3個月，緊接著12月又進行冬季大掃蕩。日軍所到之處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無惡不作，滅絕人寰。唐縣有幾百名優秀干部為此獻出了寶貴生命，上千名熱血青年為國捐軀，萬余抗日群眾被殺戮，數以幾萬計的房屋被燒毀。那時，唐縣設有特務機關，漢奸、特務和告密者設法收集八路軍的情報，突襲八路軍駐地，防不勝防。為此政府機關經常遷址，有時晚上剛睡下就需要轉移，甚至一宿要換好幾個地方。干革命就是腦袋掖在褲腰帶上，不知哪天就去見馬克思了。
當我們翻看李自牧讀過的《矛盾論》《實踐論》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我們找到了他堅定信仰的來源。李自牧同志在反復學習這些文章時，“用紅鉛筆標出的重點詞句，在空白處留下的學習心得”形成了他信仰的足跡。他寫道：“我對毛主席是非常崇敬的，他是領導我們抗日的偉大領袖。我最愛讀毛主席的著作。那時由于印刷困難，哪怕是得到一本油印的毛主席著作，我都感覺是最大的幸福。”“我認真努力地做好上級組織分配給我的每一項工作，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都沒有被嚇倒過—不管是敵人頻繁殘酷的大掃蕩，還是吃高粱、黑豆、谷糠、樹葉，或是家庭困難，老婆孩子挨餓吃不上飯等等，都沒有動搖過我抗日革命的決心和意志，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跟著共產黨和毛主席抗戰到底，革命到底，這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幸福生活是黨給的
1948年12月，陶宗玲（李曉芹的母親）正在唐山開灤護校上學，得知接收塘沽需要一個懂醫務的人員，鑒于自己曾經作為地下黨員又在天津工作過，便毛遂自薦，向唐山市軍管會時任塘大市市長郭正邦主動請纓。得到同意后，便回校辦理了退學手續，拿著介紹信，乘火車到漢沽鎮橋沽村（當時為接收塘沽機關駐地）報到。陶宗玲回憶說：1949年1月17日，她們是迎著戰地硝煙進入塘沽的，一路上國民黨士兵的尸體隨處可見。
也許是天注定的緣分，陶宗玲一到塘沽就遇見了時任塘大辦事處秘書室主任的李自牧，并被分在了同一個支部，即當時的塘沽區政府黨支部。這兩位青年男女一見鐘情，從此海河岸邊又多了一對革命伴侶。
1949年5月1日，熱戀中的情人互換了定情物，那是一個袖珍小本。在這個小本子里，李自牧為自己愛人寫下一篇深情的告白：“把幸福的生活刻記在這個小本子上，作為永久的，但是必須牢牢記住，這幸福的生活是黨給我們的。玲！讓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勇敢地前進吧！為了將來更美滿更幸福的生活！”或許是幸福來得太突然，從小就大大咧咧、不善言辭的陶宗玲一時沒了主意，情急之下，她照貓畫虎，把李自牧的話重新抄寫一遍，只不過把“玲”字改成了“牧”字。也因此留下一段革命伴侶互勉的佳話。
李自牧與陶宗玲的“定情物”
我要去塘沽開會，別晚了
1948年秋，解放戰爭進入人民解放軍全面反攻階段。中共冀東區委組織了專門的城市工作隊，為后續接管城市做準備。同年11月，中共塘大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組建，區劃范圍包括塘沽、東大沽、西大沽、新河、新港等地區。李自牧于12月從冀東十五專署調入塘沽軍管會，與其他200多名冀東干部一起參加培訓，準備接管塘大市。李自牧作為接管塘大市的首批干部之一，從此與塘沽這片熱土結下了不解之緣和深厚的感情。
從1949年天津解放到1959年上半年，李自牧在塘沽工作十余年，他把百分之百的時間和精力都獻給了塘沽區的建設和發展。他秉承為國家效力、為人民服務、對黨負責的信念，殫精竭慮，大公無私，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為塘沽整頓社會秩序、清匪反霸、消滅封建勢力、恢復發展生產、重建塘沽的農業漁業、發展教育事業及推進城市建設作出了貢獻，并全程參與了“塘沽區”更名工作。1951年11月8日，時任天津市市長黃敬到塘沽視察工作，區委書記周克剛提出將“塘大區”改為“塘沽區”的建議，黃敬當時表示同意。即日，以區長周克剛、副區長李自牧簽署的區人民政府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的正式報告送達市政府。1952年1月5日，塘大區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五次會議上，經全體代表討論后一致同意將“塘大區”改名為“塘沽區”。天津市人民政府于1952年2月19日發文批復同意。
李曉芹后來回憶道，父親此生最眷戀的不是他的故鄉，而是塘沽。他留戀這片熱土，牽掛昔日的老友。離開塘沽后，他依舊關心塘沽的經濟建設和發展，經常回去看望老同事。1984年，天津擬建設濱海開發區，塘沽的老干部無不為之振奮，父親故地重游，看到這片即將開墾的鹽堿灘，心情無比激動。父親晚年患有阿爾茨海默癥。一天早上，他喊我的丈夫李建軍扶他起來，幫他拿拐杖。建軍很奇怪，問他要干什么，他著急地說：“我要去塘沽開會，快點兒，別去晚了。”那時，他距已經離開塘沽已經30多年了。
如今，過去的那片鹽堿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耕耘下，已經舊貌換了新顏。讓我們繼承和發揚老一輩拓荒者的遺志，在這個偉大的新時代，不忘初心、接續奮斗，為美麗濱城的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單位：天津市濱海新區檔案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