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檔案局主管· 中國檔案雜志社主辦1951年創(chuàng)刊歡迎來到中國檔案網 ！2025年08月2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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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世界記憶項目”（也稱“世界記憶工程”），旨在促進全球范圍內文獻遺產的保護、利用和傳播，并提升文獻遺產保護意識。近30年來，我國一直積極開展世界記憶項目的申報、宣傳和建設等各項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績。
世界記憶項目的發(fā)展歷程
1991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費德里克·馬約爾·薩拉戈薩在與相關非政府組織、專家磋商后，提出了致力于文獻遺產保護的“世界記憶項目”。1992年6月22日，在巴黎舉行的專家會議最終確立了該項目的基本形態(tài)。
1. 初步創(chuàng)立階段
1992—1995年是項目的初步創(chuàng)立階段。這一階段，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記憶項目的主要工作是通過會議研討、制定文件等方式，確定項目的目標規(guī)劃、組織機構、規(guī)范標準等，劃定項目發(fā)展方向和軌道。1993年，國際咨詢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制定項目的行動框架和實施戰(zhàn)略。1995年，國際咨詢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世界記憶：文獻遺產保護總方針》，成為該項目首個綱領性文件，明確了項目的目標、組織機構以及《世界記憶名錄》的評選流程。
與此同時，開展保護瀕危文獻遺產的試點項目，為文獻遺產保護提供切實的幫助。1994—1995年，世界記憶項目開展了包括“俄羅斯記憶”在內的7個試點項目，應用現代技術對文獻遺產進行復制，促進并改善文獻遺產的利用和保護。
2. 發(fā)展壯大階段
1996—2014年，在國際咨詢委員會和《世界記憶：文獻遺產保護總方針》的指導下，世界記憶項目進入發(fā)展壯大階段。這一階段，項目管理機制逐漸成熟。眾多國家和地區(qū)參與其中，國家委員會和地區(qū)委員會相繼建立，形成了“國際—地區(qū)—國家”三方結構的管理機制。三方結構相互獨立，不存在層級關系。這種非層級制的結構使得世界記憶項目能夠在《世界記憶：文獻遺產保護總方針》的指導下，在3個自治的領域中得到充分的發(fā)展，更好地實現不同層面“集體記憶”的保護。
政策體系不斷完善。伴隨著《保存數字遺產憲章》《世界記憶項目道德準則》等政策文件的出臺，世界記憶項目的價值理念、現實意義、道德準則被逐步細化，該項目得以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廣開來。
文獻遺產保護內容日益豐富，除了繼續(xù)推進傳統(tǒng)載體文獻遺產的保護外，還開始關注數字文獻遺產保護。世界記憶項目還通過建立《世界記憶名錄》、舉辦展覽等方式來提升公眾的文獻遺產保護意識。
3. 全面審查階段
2015年起，世界記憶項目進入全面審查階段。國際咨詢委員會通過提高透明度、知名度，開展對話及資源籌集等方式探索進一步強化世界記憶項目的辦法，《世界記憶：文獻遺產保護總方針》《國際咨詢委員會章程》等相關文件均被列入審查范圍。原本應于2019年開展的《世界記憶名錄》評審被擱置。2021年7月，新一周期的《世界記憶名錄》申報工作啟動，世界記憶項目的全面審查結束。
全面審查階段，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記憶項目對于文獻遺產保護、利用的探索從未停止。一方面，繼續(xù)加強文獻遺產的保護與管理，于2015年11月出臺了《關于保存和獲取包括數字遺產在內的文獻遺產建議書》，敦促會員國采取相應措施確保文獻遺產的確認、保存和獲取，鼓勵國家和國際合作。另一方面，積極推動建立“世界記憶學術中心”，以推動項目的實施，開展與社會、教育等相關問題的研究。
世界記憶項目的中國參與
自世界記憶項目創(chuàng)建伊始，中國就積極參與其中，參與方式有響應號召、主動介入、助推發(fā)展、尋求引領4種。
1. 響應號召：積極推送中國檔案文獻遺產申遺
《世界記憶名錄》是世界記憶項目促進文獻遺產保護、利用，提升文獻遺產保護意識的重要手段。我國響應項目號召，積極推送中國檔案文獻遺產申報《世界記憶名錄》和《世界記憶亞太地區(qū)名錄》。
1997年，中國傳統(tǒng)音樂錄音檔案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成了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開端。目前，已有13項檔案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名錄》。2010年，《黃帝內經》《本草綱目》以及天主教澳門教區(qū)檔案文獻首次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qū)名錄》。目前，中國已經有12項檔案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qū)名錄》，其中有6項同時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此外，我國還積極建設國家名錄，以配合世界記憶項目在國家層面的推進，實現國家檔案文獻遺產的保護和利用。目前，《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共收錄4批142件（組）檔案文獻遺產。
2. 主動介入：全方位參與世界記憶項目建設
中國專家逐漸參與到世界記憶項目的治理中來，為項目發(fā)展貢獻中國力量，為中國爭取在該項目中的話語權。在2001年國際咨詢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以及2003年的第六次會議中，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檔案處處長朱福強當選國際咨詢委員會專家。2011年，時任國家檔案局局長李明華等人以觀察員身份出席第十次會議。2014年，李明華當選世界記憶項目亞太地區(qū)委員會主席，并在此后，以亞太地區(qū)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參加世界記憶項目相關會議及治理工作。
與此同時，我國還積極通過世界記憶項目建立與相關國家檔案工作的聯(lián)系。2016年，中國聯(lián)合韓國及相關國家、地區(qū)的民間組織申報《“慰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2017年，中國和葡萄牙兩國聯(lián)合申報的《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申報，一方面，展示了與相關國家的“共同記憶”；另一方面，亦是對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踐。
此外，我國也積極通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文獻遺產進行宣傳與推介，擴大我國文獻遺產在全球的影響力。2017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25周年展覽”，以圖片形式展現了50項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世界各國珍貴文獻遺產，我國的《本草綱目》和“清代樣式雷圖檔”位列其中。
3. 助推發(fā)展：創(chuàng)建世界記憶學術研究中心
2012年，建立與世界記憶項目有關的檔案研究中心的想法被提出。2014年，這一概念擴展為建立一個世界記憶學術中心的全球網絡。隨后，世界記憶項目前高級官員喬伊·斯普林格提出并確認“世界記憶學術中心”的名稱。
中國積極響應世界記憶項目建立學術研究中心的號召。2016年11月，全球首個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澳門世界記憶學術中心成立，其后北京、福建、蘇州學術中心相繼建立。中國學術中心立足國內、著眼全球，通過會議、展覽等方式吸納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參與到世界記憶項目的建設中來，吸引國內外公眾對于世界記憶項目和《世界記憶名錄》的關注。各大學術中心自成立以來，多次舉辦重要學術會議、展覽等活動，出版學術專著和科普讀物，不僅為世界記憶項目和文獻遺產保護領域的學術研究、交流提供了平臺，還起到了宣傳推廣作用。除此之外，中國學術中心還發(fā)揮了為其他國家提供參考借鑒的作用，例如，福建學術中心和澳門學術中心舉辦的會議和展覽，為墨西哥提供了與中國以及世界專家交流學習學術中心建設經驗的機會，為2020年墨西哥學術中心建設提供了參考。
4. 尋求引領：探索世界記憶項目正確發(fā)展方向
在世界記憶項目全面審查階段，該項目的專家引導全球文獻遺產工作者通過深入挖掘，充分展示文獻在尊重歷史文化、傳承人類記憶等方面的遺產價值，探索項目發(fā)展的正常軌道。對我國來說，這既是挑戰(zhàn)，也是機遇。2019年，我國積極參與世界記憶項目規(guī)則的修訂，推動實施《關于保存和獲取包括數字遺產在內的文獻遺產建議書》，并向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處提交了有關建議書執(zhí)行情況的報告，報告提及我國在文獻遺產保護、研究和利用方面所做的嘗試與成果。例如，建設學術中心和論壇、增加記憶機構預算、為文獻遺產的搶救保護和數字化設立專項資金、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以強調數字時代文獻遺產的保護和利用。
與此同時，國家檔案局將“繼續(xù)參與和組織實施世界記憶項目各項活動，推動更多檔案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列入2020年重點工作計劃。中國檔案工作者也在積極與世界檔案工作者一同思考，引領世界記憶項目朝著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發(fā)展。
世界記憶項目的中國貢獻
中國參與世界記憶項目的過程也是實現自身價值的過程。中國對于該項目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世界記憶名錄》建設、學術研究、宣傳推廣和人才培養(yǎng)4個方面。
1. 豐富《世界記憶名錄》，增進文明交流與互鑒
世界記憶項目樹立了“世界文獻遺產歸全人類所有”的理念，中國檔案文獻遺產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珍寶，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我國的珍貴檔案文獻遺產豐富了《世界記憶名錄》的數量和種類。入選的13項檔案文獻遺產，從形成年代來看，既包含甲骨文、《黃帝內經》等中國古代檔案文獻，也包括《南京大屠殺檔案》等反映近現代中國社會重大事件的檔案文獻；從載體形式來看，除了紙張、膠片、光盤等常見載體外，還有甲骨、絲綢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檔案載體；從內容來看，這13項檔案文獻遺產內容豐富，涉及藝術、政治、醫(yī)學等多個領域。同時，我國也關注元代西藏官方檔案和東巴古籍文獻等少數民族檔案文獻。
我國通過聯(lián)合申報和宣傳推廣文獻遺產兩種方式實現與他國的文明交流互鑒。聯(lián)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為我國與他國進行文化層面的接觸和深入交流提供了機會；宣傳推廣入選名錄的文獻遺產則為文明交流提供了平臺。例如，國家檔案局、印度尼西亞國家檔案館主辦，福建省檔案館協(xié)辦的“中印尼社會關系檔案展”不僅包括印度尼西亞國家檔案館收藏的印尼華僑檔案，還有福建省檔案館提供的華僑往來書信和匯款憑證（僑批檔案）。這種“走出去”與“請進來”相結合的模式一方面對外展示了我國文獻遺產的內涵和價值，另一方面也實現了和其他國家在文獻遺產領域的良性互動和交流。
2. 建立學術研究機構，促進文獻遺產研究與合作
各學術中心建成以來，通過舉辦研討會、展覽、講座等方式在學術交流、宣傳推廣、人才培養(yǎng)、文獻遺產保護研究與合作等方面發(fā)揮著積極的作用，不僅擴大了世界記憶項目和中國檔案文獻遺產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還促進了相關學術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
其一，學術交流。學術交流是各學術中心的主要職能，從成立至今，各學術中心已經單獨或聯(lián)合舉辦多次學術會議。各學術中心圍繞世界記憶項目發(fā)展、文獻遺產保護和宣傳推廣、學術中心建設等相關主題舉辦學術會議，吸引海內外專家學者參與，為世界記憶項目和文獻遺產保護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專業(yè)性建議。
其二，宣傳教育。面向公眾的文獻遺產宣傳教育是世界記憶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中心自然應該擔負起宣傳教育的責任。例如，蘇州學術中心開展世界記憶項目進校園系列活動，編寫“檔案伴我成長”系列叢書，對世界記憶項目進行介紹。各學術中心通過舉辦展覽、出版書籍、開展實踐活動等形式進行宣傳教育，讓公眾更直接地感受文獻遺產的價值與魅力，更深刻地了解世界記憶項目和文獻遺產保護的意義。
其三，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世界記憶項目和中國文獻遺產保護工作的開展都需要大量專業(yè)人才支撐，目前亟須培養(yǎng)出具有專業(yè)背景、人文情懷和國際化視野的人才。其中，北京學術中心以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為依托，開展“數字記憶”厚重人才成長支持計劃，培養(yǎng)信息資源管理高水平優(yōu)秀人才。
其四，文獻遺產保護研究。加強文獻遺產的保護研究工作，提供更加科學的保護政策和措施是學術中心的主要職能。文獻遺產的保護涉及多學科、多領域，學術中心與科研部門合作可以優(yōu)化保護技術，實現保護效果最大化。例如，蘇州學術中心與蘇州大學納米與軟物質研究院合作研制出新型納米無機抗菌保護劑，有效解決了絲綢樣本檔案面臨的保管難題并榮獲國家檔案局優(yōu)秀科技成果三等獎。
3. 推進世界記憶宣傳，提升中國公眾文獻遺產關注度
國家檔案局等行政部門、文化機構通過開發(fā)文化產品、召開新聞發(fā)布會等形式廣泛地宣傳世界記憶項目。例如，中國檔案雜志社設計了《中國的世界記憶遺產》宣傳折頁并在“國際檔案日”向公眾發(fā)放；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后，國家檔案局等6個部門聯(lián)合舉辦發(fā)布會，介紹甲骨文申遺的具體情況和積極意義。通過這些活動，公眾可以了解世界記憶項目的相關知識，了解文獻遺產的價值。
《人民日報》《新聞聯(lián)播》《新華每日電訊》等主流媒體一直積極報道世界記憶項目和《世界記憶名錄》的相關事宜。2007—2016年，關于世界記憶項目的新聞報道共362篇，其中來自新聞媒體和政府部門的報道共325篇，占報道總數的89.78%。
在官方組織機構和新聞媒體的共同努力下，世界記憶項目及《世界記憶名錄》的宣傳覆蓋面不斷擴大。根據百度搜索指數來看，“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蘇州絲綢”“甲骨文”等關鍵詞在申遺時的搜索量均出現峰值，申遺成功之后，搜索量相比于峰值雖然稍有下降，但是整體還是高于申遺之前。這表明，以文獻遺產申遺為契機，通過展覽、編研、報道等宣傳手段，有效提升了公眾對于世界記憶項目以及中國文獻遺產的關注度。
4. 輸送專業(yè)人才，積極參與世界記憶項目建設與發(fā)展
專業(yè)人才是世界記憶項目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的支撐力量，向世界記憶項目輸送專業(yè)人才既是為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一種戰(zhàn)略，也是為世界記憶項目的發(fā)展貢獻力量的一種途徑。
依照世界記憶項目的三方結構管理機制，我國專業(yè)人才輸送也大致可以劃分為國際、地區(qū)、國家3個層面。在國際層面上，近些年來，國家檔案局一直積極推薦工作人員到世界記憶項目秘書處工作，向國際咨詢委員會推薦專家，推薦世界記憶項目“直指獎”候選人。在地區(qū)層面上，中國是世界記憶亞太地區(qū)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國，在1998年11月亞太地區(qū)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時任國家檔案局副局長郭樹銀當選為亞太地區(qū)委員會副主席。在2014年5月亞太地區(qū)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李明華當選為亞太地區(qū)委員會主席。除此以外，中國專家們還一直積極參與世界記憶亞太地區(qū)委員會組織的各種會議。在國家層面上，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由國家檔案局工作人員和相關領域的專家領導與指導，確保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的專業(yè)化和規(guī)范化 。
除了國家機關和相關機構的人才輸送，高校和科研機構也參與到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來，不僅關注高等教育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還在中小學教育中進行普及宣傳，將覆蓋面從高等教育延伸到中小學教育。
自世界記憶項目啟動以來，中國在《世界記憶名錄》建設、學術研究、宣傳推廣和人才培養(yǎng)方面貢獻頗多。未來，中國需要以加強世界文化遺產領域的理論建樹為基礎，以現實需求為導向，深度參與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文化遺產領域開展的培育人才、推廣標準、普及知識、提供國際支援等各項事務，在文明交流互鑒的基礎上提升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本文系2020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世界記憶項目建設體系與中國策略研究”（項目編號：20CTQ03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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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