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樂亭縣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長期戰斗、工作和生活在北京，北京市檔案館館藏中有大量記載李大釗革命活動的檔案材料。
北大播火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熊熊烈火，是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神州大地上首先傳播開來的。
1918年1月，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把北大圖書館辦成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許多進步青年在李大釗的教導下走上革命道路。毛澤東就曾稱李大釗“是我真正的老師”，“我在李大釗手下當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時，就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發展”。李大釗還熱心幫助進步青年解決工作和生活上的實際困難，他致函北大會計課，為哲學系學生劉仁靜“學宿等費”暫緩繳納提供擔保。作為北大教授，李大釗按月領取不菲的薪酬，但收入有一多半都被他用作早期的建黨經費和用于接濟貧寒學生，以至于其家人一直都過著清貧的生活。
為避免北洋政府的監視和迫害，1920年2月9日，李大釗秘密護送陳獨秀離京。在去往天津的騾車中，陳李二人詳細探討了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問題。3月李大釗在北大發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0月他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11月改稱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
1922年，李大釗改任北大校長室秘書，協助校長蔡元培處理校務。同年2月11日，呂傳周等4名北大學生向校長蔡元培寫信，請求校方搭救被憲兵司令部捕送京師地方檢察廳的同學陳德榮。陳德榮是北京共產黨小組的早期成員，李大釗受校方委派參與處理此事，他給北大庶務部主任沈士遠去函，“我想由校出一保呈亦無何妨”。校方采納李大釗意見，致函京師地方檢察廳要求釋放陳德榮。
地下斗爭
李大釗積極投身革命活動，引起北洋政府的恐慌、防范乃至通緝。1923年5月12日，京師警察廳發布密令，“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大釗等公推劉仁靜主席，在北大第二院北大樓第二教室開秘密會議”，要求嚴防其“擾亂治安”。1924年6月9日，北洋政府內務部以“提倡共產主義，意圖紊亂國憲”的罪名，明令通緝李大釗等共產黨人。此舉遭到社會各界強烈反對。8月7日，北大致函教育部，認為“研究各種學說，實為大學教授應盡之責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緝”，要求從維護“國家學術前途”考慮，“將通緝李大釗明令迅予取消”。
1925年3月20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得知“共產黨首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第三院宿舍秘密集會，商議派遣黨員前往北京中學以上各校發展黨員，立即向京師學務局和北京大學發布訓令，要求“嚴密查察，認真防范”。1926年3月18日，李大釗發起組織北京各界民眾在天安門舉行反對日本等國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會，并帶領群眾赴段祺瑞執政府請愿，遭到當局血腥鎮壓。3月20日，京師警察廳發布訓令，“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等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要求“一體嚴拿，盡法懲辦”。鑒于白色恐怖日益嚴重，3月底，李大釗和國共兩黨的北方領導機關一起，遷入位于東交民巷使館區的舊俄兵營內，繼續領導北方革命斗爭。
1926年8月7日，京畿衛戍總司令部通報，“查赤黨匿居東交民巷，時常聯合會議，對于軍事政局，靡不希圖破壞，以遂所私”，嚴令京師警察廳“轉飭所屬遵照，一體嚴拿”。情況萬分危急，李石曾、顧孟余等國民黨左派首領先后離京，同志們紛紛勸李大釗也暫時離開，但他堅持留下來繼續領導革命斗爭。
不幸被捕
在奉系軍閥張作霖指使下，1927年4月6日早7時，京師警察廳致函擔任駐華公使團首席公使的荷蘭公使歐登科，通報“近有多數共產黨人藏匿于東交民巷之遠東銀行、道清銀公司及庚款委員會舊址一帶房舍”，要求“派憲兵警察至該黨人匿居以上各處所嚴密檢查。敬請貴使以公使領袖資格，對于上項處置予以同意并盡力協助”。歐登科以蘇聯“不在辛丑條約簽字國之列，故外交團亦無法制止中國軍警搜查其在東交民巷區域內所設立之機關”為由，通知使館區巡捕局予以放行。上午11時，奉系軍閥派憲兵警察前往東交民巷搜查，逮捕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蘇聯人共60余人。
被捕革命志士在監獄中受到了慘無人道的折磨。1927年3月21日被捕并與李大釗并案受審的女共產黨員郭隆真（化名郭林一）在辯訴狀中回憶：“十余枝槍刺指向胸背，迫令一一供出。林一俱答不知，法官怒甚，先加辱罵，繼以痛打。”針對京師警察廳司法處關于甘布克等14名蘇聯人在獄中絕食抗爭的情況報告，安國軍總司令部軍法處回函冷酷答復：“俄人甘布克等既相約共同不食，聽其自便可也。”
由于國共合作的需要，李大釗和一些被捕人士擁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雙重身份。為了盡可能在軍閥屠刀下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李大釗和一起被捕的革命志士，在審訊中從始至終都答復自己是國民黨左派，沒有一名共產黨員泄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事實證明這種斗爭藝術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郭隆真在審訊中堅持說自己是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婦女部干事，被判刑12年，并于1928年11月獲釋。出獄后她繼續投身革命為黨工作，1931年在濟南再次被捕并壯烈犧牲。
在獄中，李大釗并不是倔強地硬碰硬，而是采取迂回的斗爭方式。他幾乎回答了審訊中提出的所有問題，卻從未透露共產黨活動的任何有效信息。針對“你是何職業”的訊問，李大釗答復：“我前充北大教員。因黨員資格，被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現在俄兵營內進行黨務工作。”李大釗在親筆手書的《獄中自述》中，仍然只是講述國民黨的情況。
李大釗獄中供詞
對于共產黨的革命活動，李大釗在審訊和《獄中自述》中只字不提。軍閥當局多次試圖從李大釗口中探查共產黨的活動機密，但都被他巧妙地回避過去。針對“共產黨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秘密通告第一號、第十四號所載運動方略”等是何人制定的訊問，李大釗答復：“此等報告原由翠花胡同（國民黨左派北京市）黨部移至使館，內中所存之物甚為復雜，實記憶不清。”針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內幕如何”的訊問，李大釗答復：“至其團體之組織及在京出版物我不接頭。”
1927年4月28日，安國軍司令部發布布告，公開宣稱“經本部組織軍法會審，證明李大釗等實系赤黨，宣傳共產，意圖擾亂公安，顛覆政府”。在實際司法操作層面由于缺乏證據支撐，反動當局其實始終無法查明李大釗等被捕革命志士的共產黨員身份。李大釗被捕時確認的身份是“在北京大學當教員”，歷經反復審訊，在提交的受審人員名單中，能夠最終確認的李大釗身份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委員。在獄中，李大釗從始至終都沒有暴露自己擔任的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職務。
在對共產黨活動機密守口如瓶的前提下，李大釗在審訊中大力宣傳自己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他明確指出：“共產黨是共同生產主義……共產派即無產階級主義，對于政治要達到無產階級居于領導地位。”為了反擊敵人對共產主義的惡毒攻擊和抹黑，李大釗明確指出：“惟我所主張共產主義與一般人所主張不同……并不是如外間所說，他人之產業即強為我之產業，我之產業他人強作自己產業。蓋共產意義，原為共同生產……我是擁護農工利益。”
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回顧了自己革命的一生，表達了自己的堅定信仰和偉大抱負，宣傳了反對帝國主義、改造國家的革命主張。他鄭重宣告：“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他在自述中明確表示：“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這充分表現了他舍己為人的高度的共產主義精神。
英勇就義
4月28日，奉系軍閥組織的特別法庭對李大釗等被捕的20名革命志士舉起屠刀。京師警察廳截獲的上海《新聞報》駐京記者當天發自現場的電報記載，今午“提大釗等二十人，當堂宣布死刑。用二馬所拖之刑車五輛，將李等押赴地方廳之看守所內絞決”。李大釗臨刑前毫無懼色，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時年尚不足38周歲。
李大釗就義前拍攝的照片
李大釗英勇就義后，李大釗夫人趙紉蘭在同鄉李青峰、李時等友人幫助下，把李大釗靈柩運至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暫厝。1933年4月23日，李大釗家屬和許多社會知名人士發起為李大釗舉行葬禮，將靈柩安葬于香山萬安公墓。大批學生、工人、市民群眾冒著白色恐怖參加葬禮，形成一次壯烈的示威。國民黨北平市公安局向市政府報告，“頃由西四南大街向北有共產首領李大釗靈棺經過，隨行有學生一百余人，散放反動傳單并喊口號等情。當經派員帶同巡官長警等馳往禁止、解散”。許多參加者為此而被捕，甚至被殺害。
李大釗出殯靈車行至西單
李大釗和其他革命先烈英勇地倒下了，在革命先烈大無畏獻身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中國革命在犧牲者的血泊中繼續前進，直至獲得偉大的勝利，作為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李大釗的光輝業績將永遠受到中國人民的追懷和崇敬。
作者單位：北京市檔案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