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枝頭花開，大地春來。在重慶，一趟“開往春天的列車”引來國內外朋友的盛贊，重慶人自豪地說，我們的城市趕上了時代的步伐。“不過，1949年的那個3月，重慶可沒這樣幸福。”說這話的是一位90歲高齡的老人，名叫楊慜，是重慶市公安局的一位離休干部。“那時我剛參加工作，在第二野戰軍政治保衛部學習。得知不久要去解放接管重慶，哪里還顧得上去想重慶的景，滿腦子只有‘戰斗’二字。”
楊慜老人精神矍鑠，談起“戰斗”往事更是神采飛揚。1950年1月，重慶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之初，他便在局政治保衛處工作，由于重慶在抗戰時期的特殊歷史地位，當時在渝特務組織就有43個、特務分子達8000多人，并在重慶解放前夕制定了潛伏、游擊、屠殺、爆破等計劃。為了盡快整頓治安、順利接管重慶，政治保衛處當時的主要工作就是偵捕審訊敵特分子。楊慜從那時起就參與這項工作。隨著審訊工作的深入，形成了大量龐雜的審訊檔案資料，為了管好這些檔案資料，政治保衛處專門成立了資料組，由楊慜負責。后來，雖然資料組歷經重慶市公安局及內設檔案機構幾度調整更名，但楊慜始終都在檔案部門負責人的崗位上工作。可以說，楊慜不僅參與了最初重慶公安檔案的形成，親歷了重慶公安檔案工作的起步與建設，還見證了重慶公安事業的發展，即使1992年離休后，作為一名黨員，他仍不忘初心，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帶頭宣講黨的光輝歷史、重慶公安的光榮傳統，在重慶公安系統被大家稱為“活檔案”，留下不少工作“金句”。
“檔案科是戰斗的檔案科”
楊慜干工作有個特點，特別善于博聞強記。審過的人員、讀過的材料、經歷的事情，他不但能長久詳細地記住，還能在腦子里迅速“織網”。特別是他利用審訊工作的經歷，熟悉了在渝特務組織基本情況和不少敵特分子的情況，腦子里逐漸構建形成了一張“在渝敵特工作情況網”。1955年全國肅反運動開始，楊慜的這張“網”迅速發揮了作用。
“那時候，檔案都是堆放在一起，除了索引卡片和目錄，就只能靠記憶。當時全國各地來局里查檔案的人太多了，等候的人在局大院排成長隊，平均每天要接待二三百人。那時檔案科一共23人，大家深知黨把這項工作交到我們手里的意義——多等一天，相關查證的問題就要晚落實一天，涉及相關人員的清白或隱藏在社會中的不安因素也要晚查實一天。”檔案接待利用工作的重要價值要求檔案人員必須嚴謹細致、一絲不茍、快速高效地完成工作。據不完全統計，1957-1961年，重慶市公安局檔案科共接待查閱利用133952人次，其中證實特務、反革命身份18952人，證實一般政治歷史問題10092人。而每一次查證查實身份、問題的背后，絕不僅是查閱一份或幾份檔案這么簡單。
當時，四川省有位干部被前軍統人員檢舉，聲稱其為國民黨軍統特務，且在戰時是檢舉者的直系下屬，而經過詳細地審問，檢舉者似乎并沒有說謊。難道這位干部真是軍統人員？案子似乎就要定性，但就在楊慜閱讀檔案資料時，審問記錄中一個名字“跳”到他腦海里。于是他憑借自己既熟悉敵特人物關系，又熟悉敵特組織工作構架，還熟悉檔案的三重優勢，從多人的多份審問材料中反復比對，發現了端倪，并利用審訊檔案里留存的人物照片重新審問，確認被檢舉的干部和另一位已被抓捕的軍統人員同名同姓，檢舉人錯把被檢舉人當作了那位已抓捕的軍統人員。同時，為徹底幫助這位干部洗清嫌疑，楊慜又主動提交多份檔案組成證據鏈佐證這一結論。
20世紀50年代初期，社會情況復雜，一份檔案常常關系到一個人的聲譽、命運及前途，因此，楊慜認為，不能簡單地對待每個利用者和每一次接待利用工作。照方開藥，需要什么檔案就提供什么，是一種工作方法；除了提供想要的檔案，還能像偵察工作一樣環環解扣，找準利用者的利用目的，提供資訊，靶向解決一些問題，這也是一種工作方法。他常說“檔案科是戰斗的檔案科”，號召大家保持戰斗狀態，提供包含節假日在內的24小時接待服務，對檔案利用者進行細分，根據利用者的身份、利用單位的層級、被查敵特分子的身份層級等匹配接待任務。對于來自中央或涉及案情比較復雜的，還要第一時間向上級報告。楊慜說：“一切都是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美好生活。”
“利用的同時還要建設”
楊慜所說的“戰斗”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想方設法收集一切有價值的線索、資料，豐富檔案資源。“當時公安系統內部機構還不夠成熟，職責分工不夠明晰。檔案科就相當于協調各個科室之間的大腦，腦子里沒東西，怎么能給大家提供幫助呢？”楊慜說，“但那時大家的檔案意識不強，當時一些被認為不重要的檔案資料還沒來得及交到檔案科就被銷毀了，如果不從待銷毀的檔案中淘寶，也許一不小心珍貴的檔案就消失了。”為此，每一次銷毀檔案前，楊慜都一本本細致地翻閱檢查，在他看來，其實就是“撿漏”。而他最得意的一次，便是無意中在辦公柜頂上“撿到”6冊《沈醉日記》。沈醉曾是國民黨陸軍少將，其日記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正是因為楊慜的發現，該日記被妥善保存了下來。
但光靠“撿漏”的方式，并不能滿足楊慜對重慶公安檔案資源建設的熱切期望。他認為，檔案的價值在于提供利用，但怎樣提供利用，特別是怎樣從被動變主動，還需要從根本上認識到檔案的價值，并不斷挖掘檔案資源，形成科學的服務體系。“檔案工作者與公安工作者有一點是相通的，都是美好生活的守護者。公安檔案的服務對象說到底也是各項公安工作的服務對象。所以，公安檔案不能僅包含審訊檔案等業務類型的檔案，公安檔案工作也不應只著眼于做好市級這一個層級的檔案工作，中央早就提出了檔案集中統一管理的要求，利用的同時加強建設也是每個黨員應盡的職責和義務。”
一方面，楊慜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開始在前來查閱檔案的利用者身上下功夫。“外調查證工作人員走南闖北，他們身上就有很多讓單薄、單一的檔案串聯起來、拓展開來、變得更有價值的信息線索。”他見縫插針地跟來重慶外調查證的利用者聊天，并就重慶公安系統的檔案內容跟外調者們在其他地方找到的相關信息進行比對、匹配、組合、構建，織寬織密“在渝敵特工作情況網”，讓“重慶公安檔案”成為一塊招牌，除了能提供本域檔案信息外，還可以提供市外的檔案線索，為破案、查證歷史問題等提供有力支撐、拓寬調查思路。另一方面，他注重抓好全市公安系統的檔案行政管理。從20世紀80年代起，楊慜帶領大家建章立制，加強對全市各公安分局的業務指導，開展檔案規范化建設，加大檔案業務培訓力度，豐富檔案類型，及時推動實現全市公安系統檔案的集中統一管理，公安檔案資源得到極大豐富。
“現在重慶公安檔案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完全得益于楊老科長他們那一代人打下的堅實基礎。老科長說過，檔案就是我們重慶公安的文化和歷史，他把接力棒交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手中，我們也要像戰士一樣守住、建設好這個寶庫，并一代接一代地好好建設下去！”重慶市公安局檔案館館長王榮中說。“利用”和“建設”已經烙印在重慶公安檔案工作中。
楊慜（中）與其妻子、重慶市公安局第三任檔案科科長何紹珍（左），
現任重慶市公安局檔案館館長王榮中（右）的合影
“這是組織給我的機會”
由于長期從事檔案管理，有著豐富的資料積累，楊慜離休后，又開始從事重慶公安史等方面的研究，并著書撰文，讓更多人了解重慶公安工作的歷史，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重慶公安工作的基本情況。2015年，他撰寫《為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而戰》一文，以親歷者身份講述1950—1953年重慶市公安局民警3次集中打擊反革命分子、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生動場景；2018年，他又撰文《重慶市公安局誕生前后》，再現重慶市公安局成立的光輝歷史。同時，在楊慜的指導下，重慶市公安局檔案館還對建國初期一些散存無序的公安史料進行了整理匯編，為日后查閱利用創造了條件。此外，楊慜還對抗日戰爭史進行深入研究，撰寫的30萬字《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紀實》一書正式出版，為研究抗日戰爭史實和中美歷史關系提供了重要參考。
2020年7月，為獻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重慶市公安局擬編纂出版《圖說渝警》圖冊。受限于重慶公安歷史資料的缺乏，初稿成稿后的編輯工作推進緩慢。在外省避暑的楊慜聽說后，當即主動要求協助工作，并謝絕了編輯部把稿件送到避暑地的建議，次日即從避暑地返回重慶，拿到書稿后立刻投入工作。在隨后的20余日里，楊慜從早到晚待在書房，拿著放大鏡審核稿件，平均每天工作9小時以上。其間，為核實一張圖片的真偽，他到市、區圖書館和檔案館等單位查資料、尋佐證，又多方聯系當時一起工作的戰友，直到證據確鑿才作出結論。經過認真審核，他對書稿批注、修改了200余處，一些不嚴謹、存疑的材料和圖片最終被修改完善或剔除。審稿完成后，他就病倒了。當組織探望他，提出給他工作報酬時，他生氣地拒絕了，“局里、科里有事找我，我都積極參加，我沒把這些事兒當負擔，這是組織給我的為人民服務、為公安工作再作一點貢獻的機會。”
2019年12月，楊慜被中組部授予“全國離退休干部先進個人”稱號，表彰他在建立和保衛新中國、建設和發展新中國的偉大征程中所作的貢獻，肯定他堅守初心使命、珍惜光榮歷史，為黨和人民事業再立新功的政治熱情，保持老驥伏櫪、老當益壯的健康心態和進取精神。
“我是1952年入的黨，一輩子受黨的教育和培養，我忘不了入黨那天我在黨旗下對黨立下的誓言，不管什么時候我都應該踐行自己對黨和人民許下的承諾！”楊慜的話生動映照在他書桌正中間一張被精心裁剪下來的字條上，上面的文字正是入黨誓詞。
作者單位：重慶市檔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