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謝恩折
曾經，有關和的影視作品熱播一時，劇中和在皇帝面前唯唯諾諾，一口一個“奴才”，而劉墉或紀曉嵐則稱“臣”。這樣設計臺詞，可能是編劇認為“奴才”的稱謂能更好地表現和猥瑣的貪官形象，或者認為和是滿族大臣，就應該稱“奴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和奏折近500件，除少量謝恩折中稱奴才以外，其余奏折都是稱臣。魯迅曾說：“在清朝，旗人自稱奴才，漢人只能自稱臣。這并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賜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應該說，這些憤激之言并不準確。
清前期使用混亂
“奴才”一詞很早就有，據考證是由“駑材”轉化而來，也就是愚笨無用之人。陳垣先生說：“昔稱奴才，以罵人耳，未有以自稱者，更未有以稱諸大廷者。……至國朝，滿洲大臣奏事，率稱奴才，始以奴才書銜，為一朝之典制。”滿語詞匯量小，有阿哈（Aha）一詞，譯成漢語時就意譯為“奴才”。《清稗類鈔》記載：“當未入關以前，滿洲曾貢獻于高麗，其表文自稱‘后金國奴才’。可見奴才二字之來歷，實為對于上國所通用，其后遂相沿成習耳。”
清入關以后，在全國建立起統治，越來越多地接受了漢文化，漢族官員越來越多，“奴才”一詞也在社會上廣泛使用。在奏章中“奴才”和“臣”并用的情況越來越多。康熙、雍正朝的奏折，有稱臣的，有稱奴才的，也有同一奏折中既稱奴才又稱臣的。
雍正朝開始對此進行規范。雍正朝編纂的《欽定八旗通志》載：“凡奏章內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不宜兩樣書寫，嗣后著一概書寫臣字。特諭。”雍正三年（1725年），南陽總兵董玉祥奏折中稱“奴才”，皇帝命他以后稱臣，董玉祥認為，此“實圣主優待臣子至意，但臣世代叨蒙豢養洪恩，得侍奴才之列，榮已過分。復蒙圣諭稱臣，更深乾惕”。感謝皇帝抬舉的同時，也不忘強調自己的奴才出身。江南提督高其位上請安折，寫“奴才高其位謹恭請圣安”。皇帝用朱筆將“奴才”二字勾掉，旁邊寫“臣”，并批：“向后寫臣字得體。”許多文章認為高其位作為漢人，刻意逢迎，自取其辱。其實并非如此。首先高其位是漢軍鑲黃旗人；再者，一史館藏朱批奏折中有10件為高其位所上，其中只有兩件自稱“奴才”，且一為請安，一為謝恩，其余都是稱“臣”。雖說“臣”字也是由“仆”演變而來，但奴才和臣還是有區別的。奴才對主子，臣對君，有“公”與“私”的區別。一般來講，奴才及其衍生詞語都是含有輕賤和貶義的。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上諭中有“此等卑污之習，皆始自包衣下賤奴才”的話。可見，奴才含有罵人之意，皇帝是心知肚明的。清代由奴隸制向君主制過渡，專制集權達到頂峰，皇帝既是主子，也是君，既視天下臣民為“奴”，也要建立“新型的”君臣關系；官員自稱奴才，說明擁有旗籍，擁有一種變相的貴族身份（被開除旗籍的人是沒資格稱奴才的）。寧愿做私家“奴”，也不愿稱國之“臣”，以自輕自賤來博取當權者眷顧，也是官場的不二法門。所以，此后奏章中“奴才”與“臣”的使用仍比較亂。
江南提督高其位請安折
乾隆帝區分滿漢文武
乾隆時期，政權更趨穩定，乾隆帝著力在各方面完善統治秩序，其中重要的內容是維護“滿洲舊俗”，例如他對滿人學習滿語作了許多規定。對于官員在奏折中稱臣和奴才，他也作了規范。
乾隆二十三年（1760年），對官員自稱作出明確規范，規定公事與私事要分開：“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后頒行公事折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折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
盡管皇帝三令五申，執行中仍然屢屢出現問題。主要有四種情況：
公事奏折仍稱奴才。此類情況很多，如安徽巡撫庸、云貴總督明瑞、福建巡撫溫福、陜西巡撫文綬、江西巡撫海明等，對此皇帝再三強調：以后凡奏報地方公事，都應稱臣，而請安、謝恩等私事仍稱奴才。
請安、謝恩折中不稱奴才而稱臣的，都受到嚴厲處分。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調補湖南按察使法明于謝恩折內稱臣，被傳旨申飭，繼而革職。
武職的稱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涼州鎮總兵喬照謝恩折內稱臣，乾隆帝指出：“武員即官至提督亦稱奴才，此乃向來定例，喬照豈容不知？雖臣仆本屬一理，稱謂原無重輕，但喬照甫如總兵，即如此妄行無忌，足見其器小易盈。”下令對喬照嚴行申飭。第二年，福建提督甘國寶奏請陛見折內稱臣，乾隆帝認為“殊不合體式”。指出：“向來武職具折例稱奴才”，以前“降旨令內外滿漢諸臣嗣后陳奏公事均一例稱臣，此第就文職而言，并非概及于武臣”，以后武官無論品級多高，都要稱奴才。
滿漢官員聯名上奏要求不一。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三月兩廣總督蘇昌、廣東巡撫明山的奏折中，蘇昌稱臣，明山則稱奴才，乾隆帝認為：“一折之中參差互異，于體制未符”，令“嗣后除本身謝恩等私事外，于一應公務折內均宜書臣，以昭畫一”。但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直隸總督西寧、天津鎮總兵達翎阿與直隸布政使周元理奏報捕蝗蝻的奏折中，寫“奴才西寧、奴才達翎阿、臣周元理跪奏”。乾隆帝沒有像對待蘇昌與明山的奏折那樣，指示以后一律稱臣，而是認為周元理無禮。乾隆帝還發表了一番宏論，他說：“臣、仆本屬一體，均系奉上之稱，字義雖殊，其理則一。滿漢臣工自稱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雖滿洲大員亦一例稱臣，而滿洲督撫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稱為卑而近，稱臣為尊而遠也。即如滿洲大學士在朕前亦自稱奴才，而漢人雖丞簿末秩，引見亦皆稱臣，豈丞簿漢員因此遂得謂尊于滿大學士乎？朕撫御臣民并無歧視，而朝廷體統本自尊嚴，又豈因臣下之稱奴才而尊崇有加，稱臣而體制有減乎？朕于此等事從不計較，即漢人中間有于召對時稱奴才者，亦并無嘉賞之意。而折奏列銜則不宜參錯，止當論首銜何人，或滿或漢，皆可以一稱貫之。”就是說，聯名的奏折，第一個人如果稱奴才，后面的人就應該“連名直寫”。乾隆帝還指責說：“若謂周元理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視周元理身分太高，諒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節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達事理耶？可笑之至。”三年后，監察御史天保、馬人龍因查出考場作弊呈遞奏折，開頭稱：“監察御史奴才天保、馬人龍跪奏”，因天保在前，于是折內“連名直寫”概稱奴才。乾隆帝卻提出：“向來奏折，滿洲率稱奴才，漢官率稱臣，此不過相沿舊例，且亦惟請安、謝恩及陳奏己事則然。若因公奏事，則滿漢均應稱臣。蓋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屬一體，朕從不稍存歧視，不過書臣覺字面冠冕耳。初非稱奴才即為親近而盡敬，稱臣即為自疏而失禮也。且為君者，豈系臣下之稱臣稱奴才為榮辱乎？今天保、馬人龍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為指斥，恐此后轉相效尤，而無知之徒，否或因為獻媚，否或竊為后言，不可不防其漸。”再次強調：“嗣后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著一體稱臣。”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閩浙總督常青與福建巡撫徐嗣曾（漢官）聯銜上奏折，俱稱奴才，乾隆帝指出：“殊不知政體”；“同為臣仆，尊親原不系此。即稱奴才，于尊君之道亦非有加”；“嗣后除請安、謝恩外，凡遇地方事件，俱照向例一體稱臣，不得仍稱奴才”。
至此，奏折中稱臣或奴才基本確定。凡屬旗人，無論滿、漢還是蒙古人，除請安、謝恩等私事外，奏折中一律稱臣；而漢官如曾國藩、李鴻章等，私事也稱臣。武職中，無論滿漢、公私，即便官至提督，都要稱奴才，甚至與總督巡撫聯合上奏折時，也要稱奴才，不能與督撫一樣稱臣。查閱清代武官的奏折，康雍兩朝，年羹堯、岳鐘琪（漢官）等都稱臣，而乾隆中期以后，提督如馮子材、聶士成等，都稱奴才。咸豐二年又規定武科考試中試的武舉，引見時一律稱奴才。可以說，自乾隆中期以后，奏折中稱奴才的人反而多了。但寫折和面見不同，從乾隆帝對周元理的指斥來看，滿族大臣在皇帝面前還是稱奴才的，所以和在皇帝面前一口一個“奴才”，也不能說不合情理。
臣與奴才，都是統治秩序的需要
清末，改革的呼聲日益強烈，反滿浪潮迭起，旗員與漢官的不同稱謂也受到關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兩江總督端方代安徽廩貢生李鴻才呈遞融合滿漢畛域的條陳，內容有滿漢刑律宜歸一致，滿臣不宜稱奴才，滿漢通婚宜切實推行，等等，慈禧太后下令交會議政務處討論。隨后，端方等聯名上“滿漢平議”折，提出“奏折中無論滿漢一律自稱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樣”。
宣統二年（1910年）正月二十八日，海軍部大臣載洵等奏請降旨令內外滿漢文武諸臣奏事一體稱臣：“考我朝國語，有阿哈二音，原其意即為臣下，誤譯為奴才二字，以臣工而稱奴才，經傳既未概見，名詞亦不雅馴。……查近日折奏銜名，滿蒙仍稱奴才，漢文官則稱臣，武官又稱奴才。共戴一尊，而稱名各異，我國家大同之盛，豈宜有此？……方今屢奉明詔，預備立憲，官制既宜重訂，滿漢方期融合，而文武并重之制亦經奉旨申明，獨于折奏銜名顯有區別，上失國家教忠之旨，下啟臣民輕重之心，非所以尊朝廷而崇體制也。夫奴才之稱，本非正名，不過為啟心郎等所譯，遂成習慣。……臣等擬懇我皇上明降諭旨，飭下內外滿漢文武諸臣，嗣后陳奏事件均應一體稱臣，永革奴才稱謂，則滿漢之畛域既除，文武之階級自泯。庶使億兆人民永協率土皆臣之義，而盈廷蹌濟益矢委身不貳之忱矣。”
二十九日內閣發布上諭：“君臣為千古定名，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系舊習相沿，以致名稱各異。……當此預備立憲時代，尤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嗣后內外滿漢文武諸臣陳奏事件，著一律稱臣，以昭畫一而示大同。”
從清初稱臣還是稱奴才沒有嚴格的區分，到乾隆中期制定滿漢文武公私的區分，到清末廢除奴才稱謂，目的都很明確：既要用“奴才”來強調和維護旗人和軍隊對皇帝的私人屬性，又要用“臣”來建立合乎傳統倫理的君臣關系。?
作者單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