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為可歌可泣的時期之一。這一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由低潮走向高潮并實現歷史性轉折的重要時期，中國革命力量從此由弱到強，革命事業由挫折走向了勝利。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團結并帶領人民創造了彪炳史冊的輝煌業績，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經驗。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重大的歷史轉折，推進了中國革命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盧溝橋事變之后，中國共產黨從抗日戰爭的實際出發，在極端困難和復雜的情況下，全面調整了各方面的政策策略，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擁護，從而領導中國革命實現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發展。
1. 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完成了從武裝反抗國民黨向聯合國民黨共同抗日的轉變
隨著日本侵略者的入侵，中國共產黨敏銳意識到民族矛盾上升到了第一位，應該聯合國民黨蔣介石共同抗日。1935年8月，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發表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包括上層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同年12月瓦窯堡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在瓦窯堡會議精神的指導下，黨中央決定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點首先放在陜甘根據地的周圍，實現西北大聯合。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介石答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向全國播發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以此為標志，共產黨所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毛澤東在論述這個統一戰線的意義時指出：“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全國的軍隊和老百姓，成為全民抗戰的最有效的組織形式，是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決定因素。
2. 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從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運動戰、陣地戰向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的戰略轉變
全面抗戰爆發前后，中共中央就開始醞釀、討論紅軍的作戰方針和戰略轉變問題。早在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就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做持久戰。1937年7月，朱德在《實行對日抗戰》一文中，也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8月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抗日戰爭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要以“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為主，必須把過去的國內正規戰、運動戰轉變為抗日游擊戰。這一戰略轉變，是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的一種最佳選擇，也是貫徹執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基本途徑。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是高瞻遠矚的，這個戰略方針指導了八路軍和新四軍整個抗日戰爭。據統計，8年間12.5萬次游擊戰戰斗中，斃傷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發展了自己的力量，軍隊由抗戰開始時的4萬發展到抗戰結束時的120多萬，民兵從無到有，發展到260多萬，并且建立了19塊抗日根據地。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這一轉變關系于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系于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
3. 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從土地革命時期的土地政策向減租減息和給一切中間階層以利益的政策轉變
土地革命時期，我們黨的土地政策是“沒收地主的私有土地，實行農民對土地的所有制”。1936年，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決定停止沒收開明紳士的土地。1937年2月，黨中央提出停止沒收地主一切土地的政策。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把減租減息作為處理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這一政策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地主要減租減息，以改善農民的生活；另一方面，農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顧地主、富農的利益。減租的辦法是“二五減租”（即把原租額減少25%）。減息的辦法規定年利率一般為一分（即10%），最高不得超過一分半（即15%），正租以外的雜租、勞役和各種形式的高利貸一律取締。減租減息兼顧了農民和地主兩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團結各個階級、階層，這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對于中間階層，瓦窯堡會議決定：保護小資本工商業；優待一切同情于反日反賣國賊的愛國知識分子；保護華僑政策等。同時，抗日民主政府規定了一系列改善工人待遇、保護工人權利和調整勞資關系的辦法，既維護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也團結了民族資產階級。
4. 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從工農民主專政政權向抗日民主政權的轉變
在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么，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愿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這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思想上的一大轉變，為向抗日民主政權的轉變奠定了基礎。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在抗日戰爭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內建立起來的抗日民主政權，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既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只要是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不問屬于何黨何派，都有參加這個政權的資格。”為此，黨中央于1940年3月6日發布了《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首次提出了“三三制”原則。規定在政權機關人員配備上，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并且通過民主選舉保證了“三三制”政權的實施。這樣，中國共產黨不僅把小資產階級，而且把中等資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也爭取到抗日民主政權中來，大大地擴展了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
1938年8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抗大第四期學員畢業典禮與紀念八一南昌起義十一周年大會上講話
5. 中國共產黨實現了由“一個先鋒隊”向“兩個先鋒隊”黨的建設的偉大轉變
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始終是黨的建設的重要課題。黨的二大提出要把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瓦窯堡會議上提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完成了黨的建設的重大轉變。“兩個先鋒隊”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機深重、階級矛盾尖銳的復雜歷史條件下對黨的性質的深刻概括，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的新發展。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建設目標。在思想建設方面，通過在全黨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延安整風運動，解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和世界觀問題；在組織建設方面，堅持了任人唯賢、德才兼備、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線，把黨建成了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大黨；在作風建設方面，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作風從理論上作了高度的概括，這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
6. 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向抗戰時期的聯蔣抗日向解放戰爭時期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戰略任務的轉變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悍然發動內戰。為了迎接并推進新的革命形勢，黨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在《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黨內指示中，明確提出建立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在內的一個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的統一戰線。這一指示發表，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形成。1947年10月初，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并且正式向全國人民發出建立排除國民黨反動派在外的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194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最基本的政治綱領是“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進一步闡述了黨的統一戰線思想。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發出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中共的這一號召立即得到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的擁護。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創造的輝煌業績，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 推進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
從新民主主義革命28年的歷史進程中來看，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真正脫胎換骨、扭轉乾坤、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的時期，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性政權的決定性基礎。從黨中央到達陜北，到全面抗戰爆發，中國共產黨以“西北抗日大聯合”促成了全國抗日大聯合，打開了中國革命事業的新局面。日本侵華戰爭后，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不僅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抗日戰場，而且始終堅持抗戰、團結和進步，維護了全民族抗戰的大局，使中華民族第一次取得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并使自己成為決定中國命運的強大力量。解放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團結一致，生氣勃勃，僅用一年半時間，就用“小米加步槍”挫敗了“飛機加大炮”的國民黨軍隊的戰略進攻，實現了人民解放軍由重點防御轉變為全面進攻，開啟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由統治到被消滅的偉大轉折，極大地推進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勝利的進程。
2. 豎起了毛澤東思想光輝旗幟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入研究思考中國革命實際問題，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產生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黨的七大上，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表明我們黨牢牢地把握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成功破解了我們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大國如何高舉這面旗幟的問題。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寶庫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
3. 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
一個有著崇高威望領袖率領下的穩定成熟領導集體的形成是奠定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組織基礎。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領導集體。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進一步從組織領導關系上確立了毛澤東的中共領袖地位，統一了全黨思想。通過延安整風運動，解決了黨內思想路線問題，為最終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奠定了重要基礎。黨的七大，標志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最終形成。這一穩定成熟的領導集體，在指揮弱小兵力戰勝強大敵人的戰爭中，在進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造中，帶領中華民族最終贏得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偉業，也為后來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奠定堅實的基礎。
1942年，毛澤東、朱德與高級干部在延安
4. 實施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建設目標。延安時期，在總結建黨以來黨的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黨中央提出并成功實施了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全面推進了黨的思想、政治、組織和作風建設，使全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最終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統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全國解放奠定了強大思想政治基礎。
5. 積累了一套執政為民的成功經驗
黨中央在延安13年，以陜甘寧邊區為典范，厲行新民主主義政治，頒布了具有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施政綱領，創造了既有廣泛代表性又能強化黨的領導地位的“三三制”政權，使一切既擁護抗日又擁護民主的人民獲得了當家作主的權利和地位；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文化政策，開展空前的經濟和文化建設，大刀闊斧地精兵簡政，正確處理了“向人民要東西”與“給人民以東西”的矛盾，使人民群眾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以“嚴”字當頭，將法治與德治、治本與治標、監督與自律并重，對共產黨員犯法者從重治罪，毫不松懈地進行反腐倡廉斗爭，將陜甘寧邊區政府建設成了舉世公認的廉潔政府，塑造了“實行民主真行憲，只見公仆不見官”的執政為民的政府形象。這一時期局部執政的成功實踐，錘煉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本領，為執掌全國政權積累了重要經驗。
6. 培育形成了偉大的延安精神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進程中，抒寫了無數改天換地的壯麗詩篇，形成了跨越時空、歷久彌新的時代精神。延安精神的核心內容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延安精神體現了敢于斗爭、敢于勝利、革命到底的精神。延安精神作為一種道德情操和精神風貌，是貫穿于黨的理論與思想中的精神氣質，是內化在黨的傳統和作風中的靈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繼承和弘揚延安精神作出重要指示，他強調：“要堅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廣大黨員、干部，用以滋養初心，淬煉靈魂，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黨性的差距、校準前進的方向。”
1939年，毛澤東同志與楊家嶺農民親切談話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基本經驗
1. 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探索革命的發展規律，是我們黨的成功之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特殊國情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形勢與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把握中國革命的規律。找到一條根本性的經驗就是，必須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持續推進黨的理論創新，正確地解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一系列戰略策略問題，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正是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正確的理論、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形成了解決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問題的正確的理論體系，找到了適合本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2. 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肩負歷史使命的本質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延安時期，我們黨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提出了“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眾學習”的群眾觀點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及工作方法，不僅從理論上作了深刻闡釋，而且把這些思想融化在了黨的全部活動中，時刻關心群眾的疾苦，傾聽群眾的呼聲，集中群眾的智慧，為群眾排憂解難，使革命斗爭有了最廣泛的群眾基礎、最深厚的力量源泉。1946年，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斯蒂爾訪問延安后深有感觸地說：“我覺得在延安的訪問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動而且深刻起來。第一件事是我體味到共產黨常常說的‘為人民服務’，在延安所親見的各種事實，我認為這是貨真價實的。”
3. 切實增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事業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旗幟鮮明講政治、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是黨的生命，也是我們黨能成為百年大黨、創造世紀偉業的關鍵所在。”“保證全黨服從中央，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必須常抓不懈。”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從政治上組織上基本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明確了毛澤東的中共領袖地位，促進了黨的團結統一。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突出強調了黨的紀律。他第一次在黨的歷史上完整地提出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紀律。指出“四個服從”就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實施，誰破壞了它們，誰就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誰就給黨的統一團結與黨的革命斗爭以極大的損害。通過延安整風，我們黨進一步解決了黨內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義等問題，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戰勝利和全國解放奠定了強大思想政治基礎。
4. 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統一，牢牢掌握復雜斗爭的主動權，是我們黨贏得勝利的實踐要求
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就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立場、思想觀點和政治方向。無論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進程中和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抗日戰爭向解放戰爭的過渡中和解放戰爭爆發之后，任憑時局風云變幻，重大事件接連不斷，我們黨始終堅持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終堅持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原則，始終堅持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實行策略上的靈活性，就是在不同時間、不同條件下實行不同的斗爭策略。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這兩個不同的時期，黨中央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就實行了不同的方針政策和戰略策略，一切從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實行靈活的政策策略，使黨始終掌握著革命斗爭的主動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也要堅持政策和策略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用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籌謀建設和改革大業。
作者單位：延安干部學院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